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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凡佃租孔府地的佃户，丁银只能缴到孔府，由孔府代缴，不得交给旧城。
一来二去，双方斗出真火，衍圣公孔尚贤再写奏章，把孔贞教告了。参他不孝、欺君等三项大罪。要按着罪名来看，孔贞教杀头都是轻的。
上文已经说过，朝廷有言在先，衍圣公和县令职权分开，衍圣公不得参奏旧城知县，因为这是山东按察司或山东巡按的职权范围。
孔尚贤仗着身份乱咬，要按以前朝廷敬着孔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，但遇到朱翊钧就出了问题。
奏章留中不说，朱翊钧在早朝的时候对孔尚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。骂他辜负了嘉靖皇帝关爱他的圣恩，责令他只管好孔府、孔庙分内之事，其令再敢出孔府一寸，衍圣公就得换人。
孔尚贤从此消停了，孔贞教因皇帝撑腰，反倒嚣张起来，这些年孔府中人谨小慎微，唯恐被他捉了错处去。
在朱翊钧掌权大变法之前，明代的官僚体系是很有意思的，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。
若按后世人理解，巡抚管着知府、知府管着知县，一级对一级负责，中央朝廷如臂使指。
实际上不然，对于每个县辖区来说，除了皇帝，县令最大——因为县令和巡抚的权力来源一样，都是皇帝亲自任命的。所谓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官职高低，这是明代官场处理政务时必须考虑的现实。否则，七品给事中也不能让阁老都忌惮。
知府对县政只有协调、指导的权力，并无实际管辖权。从官员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的角度来说，县令不听知府的，知府并没有好办法。他顶多上奏参劾知县，皇帝听不听两说——与后世县长选退要经过市委完全不同。
聪明些的皇帝一般都支持官大的。当然也有例外，这就是强项令所在多有的本质原因。
变法之后实施了“火耗归公”，这才从财权角度加强了巡抚和知府的权力。加上上级官府可以在司法案件上折腾知县，政令下达的阻碍才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。
总之，在县令立得住的地方，衍圣公这样的公爵，也得伏县令管——这就是“破家县令”产生的体制原因。孔贞教得到了朝廷的支持，衍圣公就老实多了。
因此，皇帝巡幸曲阜的钧令就一式两份，孔贞教和衍圣公各得到了一份——就两人的分工做了明确。孔府之内，归衍圣公府管；孔府之外，归曲阜县管。
对曲阜城的孔贞教来说，这事儿有点压力但不大——曲阜旧城没什么看头，新城里除了孔府、孔庙，其他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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