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厌!
这让地方的财政不堪重负。比如山西的那位生育冠军“庆王”,因生的“郡王”和“将军”过多,出现了倾山西全年税粮也不够发放“藩王”俸禄的奇观。归根结底,就是“朱八八”当年当过穷和尚和叫花子,被饿怕了!
这让大臣呼吁,再过数十年,很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,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情况。于是,头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。到了“万历年间”,朝廷实行“宗藩禄银定额化”,给俸禄定一个固定的额度。在此之后,不论该省宗室怎样繁衍增长,俸禄总数不变,这才稍稍缓解了“藩王俸禄”对大明财政造成巨额消耗。
仅仅是财政供养,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。其实,由于“藩王”们身份特殊,不受官府管制,不被律法限制。因此,许多地方的“藩王”就利用自己特权,在地方横行不法,对当地百姓甚至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。
有明一代,朝廷对“藩王”造反噬严防死守,但对“藩王”们恣行威福,夺占民田,欺辱官吏,强抢民女之事却特别宽容,觉得让“藩王”们引起民愤,才反而能让朝廷感到安心,毕竟能趁机削藩回血,转移矛盾。
但报应总会来到。西元1627年,陕西、山西、河南诸地发生灾荒,低温、大旱、蝗灾接踵而来。农民颗粒无收,连草根都吃光。澄城的农民王二聚拢了上百饥民,杀官造反,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
而另一方面,通过各种政策优惠和巧取豪夺,“藩王”们却积累了如山的财富。比如山西大同的“代王”,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;河南“福王”,拥有半个河南省耕地和矿产,金钱百万,家中珠玉货赂山积.....
由于家底殷实又民愤难平,按照祖制,“藩王”们还不能拥有军队。于是,这些人简直就是为农民起义军们量身定做的“补给包”,一旦失去了官府的护佑,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毙,统统成为待宰杀的“大肥猪”。
以“福王”朱常洵为例,此人拥有河南半省之地,富甲天下,面对饥荒却不肯赈济粒米颗粮分与百姓。
崇祯十四年,贼首李自成携饥民蚁附攻陷洛阳,而“福王”朱常洵仓皇逃至“破庙”,却因身体肥胖异于常人,故很快就被抓住。“福王”朱常洵跪地乞命,但李自成不为所动,训斥道:“汝为亲王,富甲天下。当如此饥荒,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?汝奴才也!”命左右将朱常洵拖下去重责四十大板,然后再当众处死。
据统计,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,仅被农民军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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